蔡洪赴洛，洛中人問曰：“幕府初開，群公辟命，求英奇於仄陋，采賢俊於巖穴。君吳楚之士，亡國之余，有何異才，而應斯舉？”蔡答曰：“夜光之珠，不必出於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采於昆侖之山。大禹生於東夷，文王生於西羌，聖賢所出，何必常處。昔武王伐紂，遷頑民於洛邑，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？”

　　劉琨雖隔閡寇戎，誌存本朝，謂溫嶠曰：“班彪識劉氏之復興，馬援知漢光之可輔。今晉阼雖衰，天命未改。吾欲立功於河北，使卿延譽於江南。子其行乎？”溫曰：“嶠雖不敏，才非昔人，明公以桓、文之姿，建匡立之功，豈敢辭命！”

　　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子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，恶恶如《巷伯》，则爵不渎而民作愿，刑不试而民咸服。大雅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’”子曰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’”